《伟大的长征》中有一个重要场景，在湘江战役结束后，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，博古的情绪崩溃，不断重复着“这下该怎么向王明同志交代”。这句话揭示了责任的复杂关系。许多人提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以及红军被迫进行长征，往往将过错归咎于博古或李德，然而，这两人真的该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吗？真正应为这次失败负责的人，是王明，他从未亲历战斗，也未曾踏足苏区。
首先，明确责任的来源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的根本原因并非某位将领在战场上的失误，而是整个路线出现了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源头可追溯到莫斯科。当时的王明身在苏联，通过共产国际从远处操控，并不断落实不切实际的方针。王明最大的错误在于对当时局势的完全误解，他从未在苏区待过一天，对山地游击战和反“围剿”战术一无所知，只是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生搬硬套到当时红军的实际情况中。王明的决策显然并不针对实际病症，早已偏离了正确的轨道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王明始终未能进行真正的自我反省。他参与不了长征，未见过苏区，后来回国后在延安的自我检讨也是毫无诚意。他始终未能认识到这条路线的根本错误，这种缺乏认知的态度与其他两人形成鲜明对比，他是源头，却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责任。
再来看李德，他作为一名德国人，实际上被严重高估。他在苏联只是骑兵师的参谋长，实战经验有限，根本不能称作军事家。他时运使然来到中国，遇上了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的博古，让他被推到一个远超自己能力的领导位置。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他让装备简陋的红军与武装到牙齿的敌军进行阵地战，惨败的广昌一战使红军损失惨重，战斗后只有约4万余人活着。如此下去，红军又如何能坚守根据地？当遵义会议取消了他的指挥权时，李德虽心存不满，却还是随队完成了长征。
在这三个人中，博古的表现最为复杂。他本名秦邦宪，出身于书香世家，精通俄文，理论知识丰富，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他在二十多岁时便迅速跻身领导层，然而他的迅速升迁并未让他充分了解中国的地理、乡村和敌我力量。博古犯的错误并非因为他有恶意，而是出于对权威的盲目信任。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视作教条，认为只需照搬执行便万事大吉。在湘江战役之前，他与李德、周恩来组成“行动小组”，强行试图突破敌军的防线，结果遭受惨重损失。红军出征时为8.6万，在湘江过后仅剩3万余人。面对满地的尸体，博古心中充满内疚，自责不已，甚至曾试图用手枪威胁自己，但他只是意识到“指挥糟糕”，并未认识到整条路线的错误。他仍旧想着将责任推卸给客观条件和敌我力量悬殊。
遵义会议上，这种矛盾暴露无遗。博古的总结报告强调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，完全忽视了路线本身的错误。会议因此调整了领导结构，取消了博古的指挥权。而有趣的是，这位博古并未因此而心生怨恨，他接受批评，继续服从大局。到达陕北后，他逐渐领悟，最终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转变，是三人中唯一能自我反省并承认责任的人。
将三者的责任理清后，便一目了然。王明主导了路线的制定，是根源；博古负责执行，是落实者；而李德则是在此过程中承担具体指挥的末端执行者。三人的责任层次截然不同。因此，谴责李德其实指责的是能力被错误匹配的外籍人士，而批评博古则是在指责对权威盲目信任的年轻领导。真正需要追究的根源在于王明那条脱离实际的教条性指导。如果不追溯到这一源头，单单对前线指挥者进行指责，失败的真相将永难明了。在观看《伟大的长征》时，不应仅关注湘江边失落的博古，或是地图上忙于指挥的李德。真正应对失败负责的，是坐在莫斯科办公室，遥控红军的王明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真正领悟这场出征失败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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